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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是中国“创新教育之父”


时间: 2016-03-17 15:26    来源: 贝玛综合     点击: 次    分享到: 微信微信 更多更多

钱学森创新教育
钱学森创新教育
 

    内容提要:“钱学森之问”或“钱学森猜想”对破解当代中国教育转型期迷局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钱学森由此堪称是中国“创新教育之父”。 目前创新教育在中国正处于萌芽阶段,需要引起包括教育界有识之士在内的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创新教育既不是“应试教育”,也不是“素质教育”,而是一种全新的能力教育模式。创商(CQ)教育模式制定的创新人才标准,根据创造力水平高低将人才划分为六个层次即人才成长六个阶段。

 

     一、“钱学森之问”究竟问的是什么
   
     前不久,一代科学巨匠钱学森大师与世长辞,人们在缅怀这位中国“航天之父”的卓越科学贡献的同时,也在探寻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育才使钱学森得以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宗师。世人得出的一致共识是:钱学森是国外科学先进的创新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杰出创新人才。钱老逝世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谈话,谈话内容是有关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钱老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本月初,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了2009年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2009)。该排名列出了全球领先的500所大学,中国内地共有18所大学上榜,而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这18所国内一流大学无一例外地排名全都在200名之外,在国际上居于绝对毋庸置辩的二流地位。这份榜单无疑再次印证了钱老之言的确凿无误,同时也再次为国人敲响了一记警钟:若再不正视自身与国际先进教育体系之间的巨大鸿沟,再不痛定思痛找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并迎头赶上,那么中国教育必将陷于被动落后的境地而难以自拔。

    所幸,“钱学森之问”已引起了中国教育界一批有识之士的共鸣。不久前,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该封公开信立即引发了媒体和社会的一场大讨论:中国教育究竟患上了何种顽疾?中国教育改革之路究竟该往何处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关中国教育究竟该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至国务院总理和教育部门管理者们,下至普通教师和广大学生都在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大家纷纷指出了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和大学行政化等诸种弊端的存在,并且寄希望于教育主管部门能尽快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和教学机制的变革,从而通过改变教育界的内在治理环境来孕育创新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土壤。这些有识之士的良好愿望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他们是否想过自己所痛恨的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和大学行政化等诸种弊端已经困扰了中国教育几十年了,至今不仅未能根除,反而变本加厉日益猖獗,其挥之不去的原因究竟何在?究其根源在于这些弊端均有其自身生存的肥沃土壤——拥有庞大的社会群体需要上,而这一切绝非一句“钱学森之问”和11位教授的一封公开信所能早日彻底解决的问题。正因如此,“钱学森之问”的目标才关注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上面,这很明显是指的精英人才该如何培养而非指的如何去培养普通人才,更非剑指教育体制和机制自身存在着哪些弊端上面。钱老明确地指出:“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为何会如此?因为钱学森本身正是一个杰出人才的优秀代表,所以,他最为关注的也是如何去培养和他一样能够出类拔萃的栋梁之材。我想这才是“钱学森之问”的良苦用心之所在。而且钱老还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心目中所谓的“杰出人才”非指别的,而正是指的“发明创造人才”。继而他不无遗憾地指出,这样的“杰出人才”目前在中国似乎还没有出现——究其根源在于迄今“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教育)模式去办学”。换句话来讲,正是因为中国大学至今不懂得按照培养“发明创造人才”的科学教育规律和教学模式去办学,所以中国才没有产生出一批大师级的“杰出人才”。

 

    二、“钱学森之问”是对旧教育的否定

   

    既然“钱学森之问”问的是如何才能培养“发明创造人才”,而且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培养出这种“杰出人才”,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钱学森之问”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否定了目前教育界流行的“应试教育模式”和“素质教育模式”在培养“杰出人才”中的关键作用。换句话来讲,钱老认为无论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都不可能培养出“发明创造人才”。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能力)。没有创新(能力),(只会)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这和目前教育界盛行的以考试成绩好坏来作为评判优秀人才与否的唯一标准的现实恰可谓是南辕北辙。“应试教育”实际上是偏离了人的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单纯为迎接考试争取高分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种教育模式。而我国大学教育的现实也充分印证了钱老观点的的正确性。例如,以高考状元来讲,全国每年大约有一半的高考状元考入北大,北大曾对该校的状元学生做过追踪调查,结果发现其中一些人在迈入大学后学习成绩远比不上高中时优异,在进入社会就业后则更没有占据明显优势,有些人甚至于在社会大潮中很快就变得平庸无奇湮没无闻了。《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课题组通过核查“2007中国高校杰出校友排行榜”的杰出人才后发现,在“杰出企业家”中没有一位是高考状元;而在学术领域里,中国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和长江学者成就奖获奖人等专家名单中,也均没有高考状元的身影。究其根源在于,所谓的高考“状元”,仅仅是按照应试教育“唯分数论”的尺度选拔出来的优胜者,其实他们在很多方面的素质还赶不上许多普通的大学生优秀。由上述分析可见,目前流行的“应试教育模式”是决不可能培养出“钱学森之问”中所指的“发明创造人才”的。

    既然“应试教育模式”不行,那么,所谓的“素质教育模式”是否就可以培养出“杰出人才”来呢?钱老并没有明确地批驳或者否定“素质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明确地指出:“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由此可见,钱老把创新能力看的比人的素质更为重要。所谓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模式。我国的素质教育概念从1987年开始已经提了超过20年,“素质教育”本是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面提出的,其面向的仍旧是基础教育或大众教育,而非精英教育。“素质教育”注重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培养学生的多方面兴趣,其用意无疑是十分良好的,但是它只是对“应试教育”的一种修正和改良,并未把“创新素质”当作“素质教育”的核心。“素质教育”注重的是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而非“德智体美创”的全面发展。如果说“应试教育”的弊端是加重了“唯分数论”和择校现象,那么“素质教育”则推动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现象的蔓延,在减轻学生课内负担的同时强化了其课外负担,而这对于广大学生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之举。换句话来讲,“素质教育”注重于提升受教育者的综合素养,而非侧重于培养人的创新能力,所以,它也不可能培养出“钱学森之问”所指的“发明创造人才”。

 

    三、创新教育是“钱学森之问”的谜底

   

    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9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表示,中国目前正在兴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全民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的基础。2008年,中国各级各类在校学生已经达到了二点六亿,现代化教育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而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部则先后推出了“211工程”和“985工程”等庞大计划,中国政府拿出了数额庞大的资金资助一批大学向国际一流大学冲击。最近北大清华等九所国内一流大学还成立了中国版的“常青藤”联盟,再度向世界一流大学发起了滩头冲锋。中国的现代化教育体系真的如周济部长所言的那样已经基本形成了吗?而北大清华等所谓国内一流大学真的已经具备了问鼎国际一流大学的实力和水平了吗?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不久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撰文批评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的“排名”,让中国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不无嘲讽地调侃说,中国大学是在做“自己家里的国王”。施密德特的批评真可谓是一语中的,毫不留情地击碎了中国大学的黄粱美梦。而上海交大最新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也毫不客气地将中国大学集体逐出“世界二百强”的榜单。国人终于明白了原来中国大学同国际一流大学的差距是如此之悬殊。那么,这种巨大的鸿沟是如何形成的呢?究其根源恰恰源于“钱学森之问”所称的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前不久刚获得英国颁发的“杰出学术领袖奖”的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院士不无遗憾地承认,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人的梦想,但诺奖青睐的是那些在方法上有本质突破和创新、并能在重大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在某些领域,中国的一些科学家的确已经做出了堪称世界一流的工作,有的甚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这些工作从本质上说还是“跟随”模仿性质的。对于那些能够引领科研方向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这“三新”方面的原始创新成果,在中国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饶子和院士的坦诚之言无疑是对“钱学森之问”的最好注解,正是由于缺乏“发明创造人才”,所以中国人才会产生不出能够引领科研方向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这“三新”方面的原创成果。

    按照笔者提出的创商(CQ)教育模式的人才衡量标准,所谓人才由低到高可以划分为六个层次或六个不同的人才成长阶段:

    “知识型人才”是最低层次,处于人才成长第一阶段。“知识型人才”属于封闭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记忆型”和“学以致用型”。“应试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基本上都属于“知识型人才”。“知识型人才”在社会实践中一般只满足于使用所学会的现有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基本上没有任何创新能力。高考状元就是“知识型人才”的典型代表。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和硕士乃至博士都属于此列。

    “模仿型人才”是第五层次,处于人才成长第二阶段。“模仿型人才”属于半封闭半开放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除了会“学以致用”外,还具备一定的知识迁移能力,即学习模仿能力,能够将他人的知识成果灵活地掌握以为己所用。“模仿型人才”是“知识型人才”中的佼佼者,在社会实践中不仅能用所学会的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具有一定的模仿创新能力。像中国新首富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和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等都是“模仿型人才”的典型代表。中国的企业家和学者教授大都处于“模仿型人才”阶段。而“山寨现象”和“学术剽窃”现象的流行则是其典型病症。

    “批判型人才”是第四层次,处于人才成长第三阶段。“批判型人才”属于开放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卓越的判断力,善于对已有事物进行质疑和批判。“批判型人才”的问题意识很强,善于理性地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但是其解决问题能力有限,能够破旧但却难以立新,难于提出有创见的事务解决方案。像鲁迅、黎鸣和方舟子等就是“批判型人才”的典型代表。可惜的是这种人才在目前中国社会中还属于少数派。

    “创新型人才”是第三层次,处于人才成长第四阶段。“创新型人才”是在“批判型人才”基础上自我成长起来的,属于开放型人才和智慧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不仅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而且还具有创新思维能力,不仅善于分析问题而且更善于解决问题,能够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提出具有独创性的事务解决方案,成为某一领域的前沿领军人物。例如:孔子就是中国历史上“创新型人才”的典型代表,而袁隆平院士和饶子和院士等是当代中国“创新型人才”的典型代表。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杰出人才在目前中国社会中还为数寥寥。

    “创造型人才”是第二层次,处于人才成长第五阶段。“创造型人才”是在“创新型人才”基础上自我成长起来的,属于开放型人才和智慧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不仅具有创新思维能力,而且还具有创造思维能力,不仅善于分析问题而且更善于解决问题,提出不仅具独创而且首创性的事务解决方案,成为某一重大领域的前沿领袖人物。例如:老子就是中国历史上“创造型人才”的典型代表,而钱学森院士和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以及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们都是当今“创造型人才”的典型代表。只可惜这种大师级人才在目前中国社会中还寥若晨星。

    “天才型人才”是第一层次,处于人才成长最高阶段。“天才型人才”是在“创造型人才”基础上自我成长起来的,属于开放型人才和智慧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不仅具有创新思维能力,而且还具有创造思维能力,不仅善于分析问题而且更善于解决问题,提出不仅独创而且是首创的事务解决方案,成为某一重大领域的前沿领袖人物。“天才型人才”是智慧高度发达的卓越人才,是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智慧灯塔。像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和霍金等都是“天才型人才”的典型代表。

    从上述六种人才标准的划分不难看出,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创造型人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但是若想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创造型人才”,首先需要成为“批判型人才”才行,因为一个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不敢对旧事物勇敢地进行质疑和否定的人,是绝对不会成为“创新型人才”和“创造型人才”的。正所谓质疑是创新的开始,钱老也充分肯定批判性思维在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就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由此可见,批判性思维是“创新型人才”和“创造型人才”的基本素质之一。
  
    四、中国大学的现代化之路任重道远

   

    11位教授在就“钱学森之问”发表的公开信中指出,中国发展需要确立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这些充满真知灼见的观点折射出中国教育已然落后于时代需要的窘迫现实。我国基础教育早已多年陷入“应试教育”的怪圈之中难以自拔,而高等教育的落后现实同样令人不容乐观。下面就择其要点批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学校长们的素质。我们都应记得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西南联大现象,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十分困难的办学条件下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杰出人才,西南联大之所以会办得如此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这三所大学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理想,如清华有梅贻琦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理念,南开有张张伯苓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教育理想,而北大则一直秉持着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哲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出类拔萃的校长们和科学先进的教育理念,才使得清华北大和南开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中最成功的三所大学。

    反观今日,包括清华北大和南开在内的中国大学校长群体中,有哪一位校长真正拥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哲学呢?似乎是连一个都没有。唯一的例外是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敢于提出恢复“教授治校”的教育理念,目前朱清时正应邀担任新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他提出的最新口号是反对大学行政化,但是朱校长的“教授治校”究竟是漂亮的口号还是实际行动我们还要拭目以待。祝愿朱校长能一路走好,真正为中国的大学开辟出一条希望之路来。

    最近还有一位敢于向大学行政化开炮的校长,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纪宝成。纪校长在前不久的一个教育论坛上痛斥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的谈话传得沸沸扬扬,惹来一片喝彩之声,纪校长俨然已成为了反对大学行政化的急先锋。然而人大的一位教授张鸣却撰文披露称纪校长仅是“口头改良派”——“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这也难怪,纪校长原本是教育部高教司的司长,正是推行大学行政化的急先锋,怎么会反过来摇身一变成了反对大学行政化的英雄呢?!如果纪校长真的想反对大学行政化,就应当把口号落实到行动之中,首先从人民大学实行“教授治校”,为全国的大学作出表率,使人大尽快走出只会培养“官员型学者”和“企业家型学者”的二流人才怪圈,否则笔者敢肯定在上海交大2010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上,中国人民大学仍旧跻身不了全球大学500强之行列。

    近日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提出了目前中国不需要太多钱学森式人才的惊人之论,他认为产生钱学森式大师级人才的环境目前还不具备,等具备了条件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笔者对这位北大前副校长的观点实在是不敢苟同。从王校长的话里不难总结出以下两点:一是他此言明显地是在为自己的教育失败推托责任,作为曾经的常务副校长,王校长任内北大究竟培养出了几个杰出创新人才呢?!二是说这种话充分表明王校长似乎并不太懂得创新人才产生的科学规律,因为环境并非“创新人才”产生的关键因素,关键在于一个人是否具有勇于挑战权威、探索真理的勇气和敢为天下先的科学奉献精神。试想当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理论的时候,欧洲社会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代,社会环境条件比我们今天肯定要差得多,而哥白尼不是照样脱颖而出,成为彪炳史册的一代科学巨匠了吗?!再说我们如今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亟需涌现一大批创新人才,我们需要激励创新人才自我涌现,而非给希望自己成为杰出人才的人们浇盆温水说:别着急,慢慢来,中国现在还不太急需创新人才!事实上倘若中国能拥有十个钱学森式的大师级人才的话,相信我们中国人或许早就该有人获得诺贝尔奖了。

    从上述分析观之,目前中国大学校长们的素质实在是不容乐观。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大学的教育研究现状。中国拥有一批所谓的师范大学,除了培养师资人才之外,也在从事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在实力比较强的几所师范大学中,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都有人在研究创新教育理论,但可惜的是都没有产生任何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只是在围绕着西方教育理念原地打转而已。而笔者曾就读过的东北师范大学则几乎没有开展对创新教育的研究,更别提出什么成果了。另外,在国内的重点大学中几乎都设有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有的还成立了研究院,如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和北京理工大学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等,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在创新教育领域取得任何突出的研究成果,上海交大也只能搞搞大学排行榜之类的基础性工作。再看教育领域里活跃的一批所谓教育专家如杨东平、熊丙奇和孙云晓等人,也大多只能给“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挠挠痒,找找毛病,却拿不出任何有创见的问题解决方案来。而广大公众比较熟知的如“国学超女”于丹和“知心姐姐”卢勤之辈则更是不入流的伪教育专家,不仅不会教给人任何创新知识,反过来还会误人子弟,因为正是由于这些素质低劣的平庸教育专家的大行其道,蒙蔽了广大社会公众的眼睛,使之进一步丧失了明辨是非的判断力。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使中国的人才素质不断降低而日益趋于弱智化。

    此外笔者还想就教育部长们的一些教育观点发表一孔之见。前文提到前教育部长周济认为中国现代化教育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了,笔者不敢苟同这一观点,不错,教育普及率和教育硬件设施以及远程教育等的确是衡量一国教育体系先进或落后与否的一些客观指标,但是它们既非指标的全部更非最重要的指标,因为最关键的指标是教育者是否能够持续不断地给被教育者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内容,使之能够接受得到最先进科学的教育理念的熏陶,成长为真正学有所成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而在当今中国陈旧落后的“应试教育模式”仍旧大行其道、先进科学的创新教育理念无处容身的困境之下,怎能说中国现代化教育体系已经形成了呢?!此言岂非言之过早矣!

    近日笔者在媒体上读到前教育部副部长韦钰院士在一个教育论坛上所做的报告,韦钰院士据说是对创新教育有所关注的一位部长,但是从她的谈话中来分析,她显然是把目光聚焦在了国外的创新教育研究上。她的报告通篇都是在介绍提出多元智能理论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得纳最新出版的《新世纪必备的五种思维》一书中的观点。而早在几年前写给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里,笔者就已指出了多元智能理论存在着缺陷,因为他并未将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列入多元智能理论之中。直到去年霍华德?加得纳出版了《新世纪必备的五种思维》一书,书中才介绍了条理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五种思维形式,而包括笔者在内的国内一些创新教育专家在创新思维和创造力开发的研究领域里,要比国外的一些创新教育专家的研究成果更加深入。事实上多元智能理论仅是对传统智商理论的一种批判和扬弃,将狭窄封闭的传统智商理论改造成了一个开放多元的智力体系,这仅是一种横向的拓宽,而非纵向的深化,因此它对于开展素质教育确实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对于培养创新人才的意义却十分有限。有鉴于此,笔者觉得包括教育主管部门管理者在内的整个教育界都不要只把目光盯在国外的创新教育研究上,而应当同时关注我们国内在创新教育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进展上,并且要及时地予以扶持和推广,这样才会使中国的创新教育研究不断地推向繁荣,这才叫真正的自主创新。

    据说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是学哲学的出身,笔者在此衷心期待袁部长能在教育理念更新和推广创新教育方面有所举措,切实改变一下诺大中国没有一个当代教育思想家,连教育实践家也寥寥无几的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

    此外,中国还有八个联系知识界的民主党派,曾经涌现出了如陶行知、陈鹤琴、黄炎培和叶圣陶等一代教育家,如今却早已是昨日黄花,迄今没有一个党派拥有一个真正出类拔萃的教育实践家。唯一的亮点是民主促进会的副主席朱永新,他最近提出要重建人民对教育失落的信心,但是如何才能重建这种信心,他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其实答案就在眼前,那就是尽快让中国教育向现代化教育转型,而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之路既不是“应试教育”亦非“素质教育”,而只能是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教育之路。


     五、创新教育是教育现代化必由之路

   

     钱老在“钱学森之问”中对中国当前陈旧落后的教育思想予以彻底否定的同时,实际上也给我们如何改变传统教育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这条路不是别的,就是创新教育,因为只有实行创新教育才能培养出钱老所期盼的“发明创造人才”。那么究竟什么是创新教育,中国目前有没有创新教育模式呢?笔者认为,所谓创新教育就是建立在以脑科学原理为基础,以思维能力训练为核心,以提升人的创新素质和激发人的创造潜能为培养目标的新型教育模式。事实上在当代中国早已有一批学者在研究创新教育了。例如:著名逻辑学专家何名申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末即开始研究创新思维,1996年出版了《创新思考方法》一书,目前一些高校从事逻辑学研究的学者都纷纷从事创新思维理论的研究。1980年,我国学者许立言在《科学画报》上撰文介绍创造学原理的文章,开始向中国引进国外流行的创造学理论。1983年,我国学者单志清出版了第一部创造学著作《发明的开始》。1985年成立了中国发明协会,1994年成立了中国创造学会。2004年,我国学者李放在整合创新思维和创造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创的创商(CQ) 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和“素质教育模式”具有本质不同的“创商教育模式”。

    那么究竟什么是“创商”呢?所谓“创商”是创造力商数或创造力智商的简称,也称作“CQ”,即英语Creativity Quotient或Creative Intiligence Quotient的简称。创商指一个人的能力智商,具体讲就是指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开放能力、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创商是人的智商和情商的一种深化和外化,是衡量一个人的智力和情感智力在发现未知问题与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应用转化程度的标准。它是衡量一个人的行动能力和成功能力的砝码。创商是目前人类智力发展的最高级阶段的表现形式,创商(CQ)与智商(IQ)和情商(EQ)一起构成了人类的三大商数。

   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主要培养的是人的智商或“知商”即对知识量的掌握程度,开发的主要是人的记忆潜能;而“素质教育模式”则侧重于对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上,与多元智能理论可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种教育模式都未将人的智力的核心——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涵盖其中。而“创商教育模式”则明确地提出教育应以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生存能力为核心的全新理念。

    笔者认为,人脑可以划分为三大智力系统,它们分别对应于开发人的智商、情商和创商。一是记忆系统,可称为记忆脑,侧重于开发人的智商或“知商”即对知识量的掌握程度。二是情感系统,可称为情感脑,侧重于开发人的情商。三是思维系统,可称为思维脑,侧重于开发人的创商。钱学森本人就非常重视思维科学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形象思维和系统思维。他说:“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而抽象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互补作用恰好符合人脑自身左右两个脑区的机能属性。

    按照人脑发育的科学规律去衡量一个人的创造力水平高低是创商教育模式的根本测评准则。而思维能力、开放能力、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则是其衡量的最主要的四大方面。思维品质的优劣是衡量一个人的创商的首要标准。思维能力是创商的核心,是开放能力、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基石。大脑神经链的网络建构和思维链的内化程度是决定人的思维水平的关键因素。开放能力是创商的基础。开放品质的优劣是衡量一个人的创商的重要标准。它是进行创新和创造活动的重要前提条件。创新能力是创商的重要标志。创新能力主要包括创新思维能力、创新人格特征和创新实践能力。创造能力是创商的最高级表现形式。创造能力主要包括创造性思维能力、创造性人格特征和创造发明能力。

    目前,创商教育在幼儿创新教育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实践进展。2009年,现代教育报连载了笔者撰写的《按照脑科学原理设计幼儿教育》长文,笔者在文中提出了幼儿教育的三条“黄金法则”:第一条“黄金法则”----“智商、情商、创商”共育原则。第二条“黄金法则”---- “玩、学、思”平衡开发的原则。第三条“黄金法则”---- “别把孩子当孩子”的心灵原则。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若想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向现代教育转型,而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之路则必然是一条科学发展之路,即依据脑科学原理去重新设计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化教育模式。而创商教育模式正是笔者按照人脑演化的科学规律进行的一种探索实践。

 

    六、“钱氏之问”是创新教育革命宣言

   

    令人欣慰的是,在“钱学森之问”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社会各界纷纷向中国旧教育猛烈开炮的轮番轰炸之下,沉疴已久的坚冰终于开始松动了。北大南开等高校痛定思痛率先开始了新一轮改革探索。北大率先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笔者的母校南开大学则推出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现象。但是从中学校长推荐制激起的社会舆论批评以及目前一些省份已推荐的学生情况来看,主要存在着下述两个问题:一是推荐名额集中在城市重点中学,非重点中学和农村地区中学的优秀学生被排除在外;二是“穿新鞋走老路”——仍旧以成绩来论英雄。这与“钱学森之问”提出的创新人才培养准则无疑是相背离的,这充分说明中国大学和中学的管理者们对于何谓创新人才仍旧缺乏明确的概念认知,既然连创新人才的基本标准都模糊不清,那么又何谈去培养杰出拔尖人才呢?!岂非是缘木求鱼!依笔者之见,如今首先是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创新人才培养选拔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再按照该指标体系的要求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否则一切都不过是徒劳无功的胡折腾而已。
 
    如今“钱学森之问”已经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有识之士纷纷向阻碍中国教育进步的“应试教育模式”开炮。但是大家光开炮还不够,当务之急是要引进新的教育模式来取代它。如果我们的教育总是培养不出杰出创新人才,恐怕等到韩国和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中国的教育或许还会在原地踏步不前,更不必说赶上已经在科技和教育领域领先我们的日本和印度了。如果真的到了那时,中华民族恐怕就要就此沦为亚洲的二流民族,在整个世界上则更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这绝非危言耸听!目前我国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的确还有很大的差距。据美国最新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创新能力调查中位列第27名,不仅列美、日、英、德、法等大国之后,也排在新加坡、韩国等中小国家之后。这一排名与我国GDP位列全球前三甲的地位显然是十分不相称的,由此可见,创新能力的薄弱将极大制约我国今后在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

   “钱学森之问”不仅是给我们教育界,而且也是给整个中华民族敲响了一记警钟——表面上看,缺乏创新人才映射的是中国教育水平的落后,而从更深层次上去分析,教育水平的落后背后折射的却是教育理念的落伍和教育内容的陈旧。时不我待,赶快行动!虽然钱老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却用“钱学森之问”留给了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高尚品格和伟大精神永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愿意也应当称钱学森大师为中国“创新教育之父”。愿我们能继承钱老的遗志,尽快把中国陈旧落后的教育赶上去,尽速培养出更多像钱学森一样的杰出创新人才,以告慰钱老的在天之灵。“钱学森之问”已经擂响了中国教育创新的战鼓,引领着中国教育界踏上新的征程。因此,“钱学森之问”堪称是中国创新教育革命的一份宣言书!

 

 (作者简介:李放,本名李保华, 创新型中国网CEO,创商(CQ)教育模式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创新教育第一人”。2008年,李放作为中国创新教育领域的前沿领军人物,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编撰的大型史册《创新中国》。2009年,李放作为中国杰出创新人才的优秀代表人物,再度入选中国科学院编撰的大型史册《创新中国》。)

 

责任编辑:贝玛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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